弗里德曼:拯救資本主義的人

2012年 08月 13日 07:29
STEPHEN MOORE


是一個悲劇: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1912年7月31日出生﹐但他沒能長命百歲活到今天﹐來對構成奧巴馬經濟(Obamanomics)核心價值觀的“大政府”理念進行抨擊。也許更為悲劇的是﹐我們的現任總統奧巴馬在弗里德曼執教數十年的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畢業﹐卻從未受到這位捍衛自由市場理念的全世界最偉大領軍人物的半點感召﹐否則的話﹐我想奧巴馬和美國的日子都會好過得多。

弗里德曼一直在經濟學界有著重要的影響力﹐直到他於2006年去世﹐享年94歲。如果他還在世﹐他肯定會強烈質疑現如今美國政府為促進經濟增長推出的五萬億美元支出和發債擴張計劃﹐並揭下那幫嚷嚷著還要進一步強化刺激政策的經濟學蠢貨們的遮羞布。

20世紀60年代﹐弗里德曼說了那句名言:“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如果政府花掉一美元﹐這一美元肯定來自於私有經濟中的產出者和勞動者﹐不存在所謂的把高產能彼得的一美元交給低產能保羅所帶來的神奇“乘數效應”。這個道理看起來顯而易見﹐卻不斷受到挑戰和測試﹐而奧巴馬經濟可能是美國有史以來“免費午餐經濟學”各類嘗試中代價最為昂貴的一個。

同樣不合邏輯的是一種近乎迷信的觀點﹐認為政府可以通過讓美聯儲(Federal Reserve)主席本•貝南克(Ben Bernanke)印刷更多的美元來創造經濟繁榮。弗里德曼證明﹐在很短一個時期﹐過量的貨幣供應會蒙蔽人們的雙眼﹐製造出一個經濟繁榮的幻覺﹐但市場很快就會蘇醒過來進行調整﹐經濟產出並未增加﹐只會帶來更高的物價。

20世紀下半葉﹐除里根總統(Ronald Reagan)之外﹐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人在經濟自由方面的影響力可以超過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個子很小﹐卻是一個偉大的智者。當絕大多數學者都沉迷於政府是救世主的信條時﹐只有弗里德曼把政府宏觀調控的理論駁斥得分崩離析﹐從而拯救了資本主義。

弗里德曼在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此之前﹐幾乎所有此類獎項都被授予給社會主義者﹐這標志著自由市場經濟理論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首度回歸﹐打破了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對經濟學領域的壟斷和劫持。弗里德曼1963年與安娜•史瓦茲(Anna Schwartz﹐於今年6月21日辭世)合著的《美國貨幣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堪稱傑作﹐改變了人們對於貨幣所扮演角色的看法。

Corbis
米爾頓•弗里德曼與羅斯•弗里德曼

比弗里德曼學術著作更具影響力的是他向大眾傳遞自由市場裨益所在的卓越溝通能力。他的兩本最暢銷書籍《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1962年出版)和《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1980年出版)至今仍受到廣泛好評。他在YouTub上討論資本主義價值觀的視頻精彩紛呈﹐經久彌新。

20世紀90年代初﹐弗里德曼參加大型智庫“加圖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一個論壇﹐來到被貧窮問題所困撓的墨西哥城(Mexico City)。我記得他的造訪在墨西哥知識界和媒體掀起一場令人眩暈的激烈爭論:怎麼能讓弗里德曼這個自由市場經濟學使徒在一個公眾論壇上向墨西哥人灌輸他那些“老掉牙”的理論?然而﹐當弗里德曼抵達墨西哥時﹐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無論去哪兒﹐都有成千上萬渴望聆聽教誨的企業老板、學生和社會活躍分子簇擁在其週圍﹐他就像一位現代搖滾巨星。

20世紀60年代初﹐弗里德曼給時任美國駐印度大使的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寫信﹐說自己要來印度做個演講。機智詼諧但觀點經常錯誤的加爾佈雷思回信道:“我實在想不出比印度更不適合接受你自由市場觀點的地方了。”也許是命運使然﹐印度在90年代開始接受弗里德曼主義(Friedmanism)﹐經濟開始騰飛。中國最終也加入了這一陣營。

弗里德曼如同一位英雄﹐長期站在弱勢群體一邊﹐抗拒強勢的政府。他一直驚訝於自我標榜擁護“還權於民”的左翼知識分子經常在政府壓迫個人權利時還為其歡呼雀躍。

弗里德曼質疑幾乎每一個國家集權理論﹐無畏地抨擊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都奉上神壇的東西。他是第一個對美國社保體系(Social Security)鳴響警鐘的學者﹐認為其對年輕人不公平──他們被迫加入社保﹐但從社保拿回的錢太少﹐還不如自己存起來。他質疑一切職業許可證存在的必要性﹐從開出租車的經營許可、當律師的資格考試﹐一直到執醫所需的醫學博士(M.D.)文憑等﹐斥責這些許可證是在變相設置門檻。

弗里德曼喜歡舉例說明政府監管帶來的壞處往往多於好處﹐從而在意識形態上扭轉自由派(liberal)的不利局面。他最喜歡舉的一個例子是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其監管政策經常導致拯救生命的藥物遲遲不能面世。弗里德曼問道﹐“FDA標榜其批准的一個新藥每年能拯救一萬人的生命。但有多少人因為FDA沒能早一年允許該藥上市而死去?”

弗里德曼支持毒品合法化(這讓右翼思想的支持者大感意外)﹐尤其為自己在20世紀70年代結束美國征兵制度的過程中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聲音而感到自豪。有些人批評弗里德曼讚成軍隊的傭兵化﹐對此弗里德曼反唇相譏:“如果你們一定要把自願當兵的人稱為‘傭兵’﹐那我就可以將那些被你們強制征兵入伍的人稱為‘奴隸’。”

順便說一句﹐弗里德曼極少發怒﹐即使在與對手激烈辯論﹐把對方批得體無完膚時﹐他也幾乎永遠面帶微笑。人們常說﹐幾十年來在芝加哥大學乃至放眼整個世界﹐唯一能在辯論中擊敗弗里德曼的人﹐就是他摯愛的妻子及合著者羅斯•弗里德曼(Rose Friedman)。

晚年的弗里德曼把大多數精力放在為全天下的父母增加孩子的教育選擇權上﹐他發起的“弗里德曼教育選擇基金會”(Friedman Foundation for Educational Choice)就致力於此。他經常痛惜一件事情:“我們允許幾乎每個行業都開放市場、鼓勵競爭﹐增加消費者的選擇權﹐唯獨遺漏了一個可能是最重要的領域:教育。”

國會的共和黨人提出通過加稅來解決政府的財政赤字﹐這是要冒很大風險的。我想提醒他們弗里德曼的另一句名言:“增加稅收永遠無法減少財政赤字﹐政府會花掉收上來的每一分錢﹐並把責任推得幹幹淨淨。”

毫無疑問﹐由於弗里德曼思想的長盛不衰﹐左翼陣營試圖將弗里德曼及其自由貿易、低稅收和放鬆監管等原則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掛上鉤。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指責以弗里德曼為首的“芝加哥學院派要承擔責任﹐因為其提供了一個看似合理的理論基礎﹐認為市場能夠自我調節﹐政府最好是無為而治。”佔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的示威者經常穿一件T恤﹐上面寫著“米爾頓•弗里德曼:全球痛苦的傲慢之父”(Proud Father of Global Misery)。

但事實恰恰相反:弗里德曼反對21世紀頭十年美國政府大肆擴張的財政政策﹐他厭惡住房抵押貸款公司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這樣的政府影子企業。

哈佛大學(Harvard)的安德魯•施萊弗(Andrei Shleifer)近期在《經濟文獻雜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發表了一篇紀念弗里德曼的文章﹐將1980-2005年稱為“米爾頓•弗里德曼時代”(The Age of Milton Friedman)﹐這個時代“見證了人類卓越非凡的進步﹐全世界接受自由市場的經濟政策﹐生活水準大幅提高﹐平均壽命、教育水平和民主程度都有改善﹐絕對貧困有所減少。”

對自由市場的再發現把兩億多人從貧困中解放出來。現在﹐眼看全世界又要踉蹌步入另一場經濟衰退﹐各國領袖需要緊急行動起來﹐重新認可弗里德曼的價值所在。

我記得在弗里德曼去世前一年左右﹐我曾在舊金山舉辦的一次半年晚宴中問過他:我們該做些什麼﹐才能讓美國的前景更美好?“要做三件事。”弗里德曼馬上答道﹐“促進自由貿易、增強所有孩子的教育選擇權、削減政府支出。”

那要削減多少呢?“越多越好。”弗里德曼如是說道。

本文作者摩爾是《華爾街日報》編委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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